謝三泰：我曾經看過一個調查資料，顯示台灣的新聞自由度是亞洲第一。也許我們已經快要被中國超越了，但是我並不悲觀，因為應該還有許多揮灑的空間，特別是在政治議題上，我們的自由度比他們大多了。
過去我們當攝影記者，不是以搶頭版為榮，最開心的是利用閒暇的時間去拍圖片故事。有人跟我說：「三泰，你們活在很幸運的時代。」如果要說幸運，那我會說張照堂他們的時代更幸運，但是我一樣看到那個世代的人在喝酒、在鬱卒。
剛剛郭老師提到攝影記者集結的方式多半是喝酒，確實沒錯。但在我們世代，面臨的不只是攝影記者在報社受不受重視的問題，還有在政治意識型態底下無法作為的苦悶。當然，在報社裡頭，攝影記者長期都被視為文字附屬工具，往往照片送到編輯台，文字化的思考，結果都會讓攝影記者很挫折。但也不是全都沒有辦法，當時 我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「偷渡」，好比說報老闆最重視一版，那就攻二、三版，因為報老闆通常不太干預二、三版，我們就可以將好照片「偷渡」到二、三版。
還有，在這次比賽的評審過程中，我看到大家犯了一些錯誤，那同時也是我自己以前在參加比賽的時候，曾經犯過的錯誤。由於過去比較封閉，因此我們很難做出確 切的分類，可是即使到現在，在這次比賽中，我仍然看到很多不切主題的參賽照片。我想，我們大家都需要接觸更多類似的活動，才能對自己的作品有更清楚的定位。
鄭超文：謝謝幾位評審，我想我可以分享一下，為什麼我要成立這個研究會，以及發起這個比賽。幾年前，我在中國時報工作，後來轉到聯合報，我必須承認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對長官不滿，那時我覺得長官是「豬頭」，他們自己不也都跑過新聞，為什麼不能替底下的同仁著想？
當時我天真地以為，只要換一個長官，應該就可以改變。但是後來中時、聯合的長官都換人了，而且這幾位長官都是非常優秀的攝影記者，只是時間過去，發現能改變的情況還是很有限。這時我慢慢發覺，原來問題不全在人身上，而是媒體內部的結構問題。長期以來攝影就依附在文字底下，當長官的人就算自己再怎麼熱愛攝影，但是一旦面臨到整個媒體大環境，常常還是很難使得上力。
之後，我就一直等，希望有一天有人出來做一些改變，但是日復一日，好像還是沒有人站出來，所以，自己只好硬著頭皮出來喊要「辦比賽」。決定要弄這個研究會和比賽的時候，我沒有認為自己能力特別好，甚至做了之後，覺得自己的能力真的不好，在工作和家庭之餘尋找時間並不容易（我必須要很感謝長官和家人的支持和包容），但是我想做一點是一點，改變一點是一點，有做總勝過不做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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